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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与消费社会之间的异类:当代知识分子的身份之困

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     时间:2017-09-05 13:59:49

[摘要]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则有完全不同的来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蔡元培先生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号召力,与他身为前清进士、翰林院编修的士大夫身份不无关系。

大众与消费社会之间的异类:当代知识分子的身份之困

大众与消费社会之间的异类:当代知识分子的身份之困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正面临着身份的困惑。到底什么是“知识分子”?按照《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的定义,知识分子就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这是一个极其中性的定义,它把知识分子拉平到了与一般老百姓(即“文化水平不高、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同等的地位,即他们都是“劳动者”,只有文化水平高低的不同。知识分子用“知识”来劳动,普通老百姓用体力来劳动,如此而已。按照老百姓的朴素看法,劳动也就是谋生、“糊口”,那也就可以说,知识分子就是用文化知识来谋生糊口的人。这个定义当然比“文革”时期把知识分子当作“臭老九”、“寄生虫”要强多了,他们已被恩准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不再是靠工农大众“养活”,而是与工农大众平起平坐了。但这与知识分子的自我期许还是有不小的距离,与现实状况也对不上号。假使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真的是只有分工的不同,那为什么如此多的工农大众砸锅卖屋,拼命也要让自己的子女踏进大学的门槛?为什么成为一个知识分子要经历如此激烈的竞争,往往是百里挑一、甚至万里挑一?为什么即使在“臭老九”的时代,青少年和他们的家长仍然为不能享受到好的学校教育而感到惋惜?每个大学生在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起,就已经认定了自己是不同于一般大众的“天之骄子”,这除了意味着将来自己的劳动会获得更高档的物质生活条件回报之外,肯定还意味着某种更高的精神境界,以及由此带来的更高的社会地位。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会认为自己成为了这个社会中的“精英”。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这也是国际社会的共识。Intelligentsia(知识分子)这个词来自十九世纪的俄国民粹派,这些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西方启蒙思想,反观俄国落后的现实,便产生了一种使命感和精英意识;他们主张深入民众,向民众学习,和民众一起忍受苦难并率领他们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知识分子”这个词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中性的词,而是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它意味着以国家民族的“知识精英”自命,带有政治实践乃至改变政权的目的。进入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延续下来,但性质已经逐渐有所变化。随着整个西方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大学教育的普及,并非所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都可以称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头衔已开始限于有文化知识的人中的一小部分,即对社会现实采取批判立场的人文知识分子,这种批判立场并没有明确的实际政治目的和个人野心,而是从自己的学术专业标准出发对现实提出的一种超功利的个人意见。显然,形成这类知识分子的一个前提就是这批人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边缘化”,这不仅是由于他们人数较少,而且是由于他们不肯跟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而只愿意以个人身份发表意见,不惜与公众唱反调。但正因为他们的意见具有对现实的超越性和超前性,因而往往对一个时代的公众生活产生极为巨大的启蒙作用,使社会趋向于更公正、更合理、更道德、更和谐。所以,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淡化了其中的意识形态色彩,更多的是知识论的和启蒙的色彩,他们即使“介入”到政治中(如萨特),其目的也不是为了夺取政权或为当局提供政策依据,而是为了声援正义或“讨个说法”。这种知识分子在古代的典型代表就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以个人身份与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讨论教育问题,美德问题,善和美的问题,知识和定义问题,宗教和信仰问题,却触犯了保守势力,最后以身殉道。古希腊哲学家大都具有这种为学问献身的精神,如赫拉克利特放弃王位而从事哲学研究,最后饿死在牛栏里;德谟克里特为了不让感性蒙蔽自己理性的光辉而刺瞎了自己的双眼;阿基米德在敌人的刀口下护住自己画在地上的几何图形;亚里士多德作为亚历山大大帝的“太傅”,并不跟随皇帝去东征,充当军师,反而要亚历山大在征途中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搜集动植物标本……。在这些人看来,精神领域是一个无限高出于世俗生活的独立王国,哲人的使命就是在这个领域中作出自己的开拓。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则有完全不同的来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蔡元培先生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号召力,与他身为前清进士、翰林院编修的士大夫身份不无关系。直到今天,民间还把考上名牌大学或成绩拔尖的考生称之为“状元”。在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自我感觉中,除了眼界和所学的内容有很大的改变和扩展外,他们与过去时代的在朝或在野的士大夫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出路就是“仕”,“学而优则仕”。士的内涵倒的确是人文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即算是自然科学知识,如天文、地理、气象、物候、测算等等,也都是入仕的本钱,是一个优秀的士大夫(如诸葛亮)所必须具备的。但更重要的当然是熟谙经史,深通谋略,懂得治人牧民之术,又能文章盖世,遣兴移情,标高自重,具有道德修养、审美情趣和个人魅力,才能获得“为官一方”的人望。但传统人文知识分子最要命的软肋是“知遇难得”,科场拔士取决于考官的眼力,范进之所以能中举全赖有一位惺惺相惜的学道周进,否则一辈子不得出人头地,这就是所谓“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怀才不遇的传统知识分子要么在社会上沦为“九儒十丐”,要么像陶渊明那样隐居一隅。于是自古中国知识分子也就分为两类,一类是力图以自己的才能为统治者服务、实现自己的圣贤理想的,如范仲淹标榜自己的人格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是一种建设型和忧患型的知识分子;另一类是隐逸型和牢骚型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往往生逢乱世或朝政的腐败时期,他们远离政治漩涡的中心,有意使自己边缘化,甚至故意和传统习俗作对。如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个个放浪形骸、蔑视礼教,视官场为逐臭之所,不做“君子”而要做“飘摇于天地之外”的“大人先生”(阮籍)。这两类知识分子大体上也就相当于儒家知识分子和道家知识分子,但实际上不如说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两种互补心态,并没有什么截然的分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善其身是济天下的资本,济天下是穷独时的向往,向往而不达则是一切牢骚的根源。所以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眼光总是盯着政治和官场,不是争宠揽权,就是愤世嫉俗,少有对自然知识和客观真理的探索和研究。

由此可见,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根本的毛病在于对权力和政治的依赖性,即使在他们对权势者进行批判时,这种依赖性也以种种方式表现出来。就儒家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确并不都是官场禄蠹,他们对权力的谋求也往往都有十分正当的理由,其最高境界是当“帝王师”,辅佐帝王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因而一个正直的儒家士大夫除了对皇权的服从外,还有一个更高的服从对象,这就是“天道”。当然,“忠君”本身也是“天道”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忠君”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和层次,最高层次就是当“谏臣”,即对皇上的一举一动不是一味服从,而是以“天道”的名义提出批评,哪怕牺牲性命也在所不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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